经过
四月的一天，系工会的组织者挨着办公室通知系里的人去参加游行示威活动。我就这么上船了（其实我应该更早就注册了membership card，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实际的参与）。那天，我们堵住了附近的交通要道，举着牌子示威，绕圈子走了好几个小时，直到警察来到现场，带走参加civil-disobedience的工会代表。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示威。
因为我那天一直留到最后，没有中间半路就偷偷跑了，工会组织者据此认为我有成为积极人士的潜力，便拉我加入了系工会的organizing committee。不过之后一直忙各种事，还有看牙，所以一直没怎么太参与。暑假的时候，工会组织者成立了读书小组，阅读No Shortcuts。虽然没怎么太多关注，但我知道这期间工会代表一直在和学校进行谈判(UAW5810谈判, UAW2865/SRU谈判)，时不时收到一些bargaining updates的邮件。
到了秋天，谈判仍然没有太多进展。这个时候罢工便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10月初，工会决定举行整个加州大学系统的strike authorization vote。10月26日到11月2日是投票期。98%的投票者投了YES票，赋予了工会组织者在谈判仍然没有实质进展的情况下发动罢工的权利。当时我仍然抱着“学校看到罢工真实发生的可能性直接吓尿”的期望。罢工拟定开始日期前的那个周六，暴风雨来临的前夜，我还去UCLA看了Tigran Hamasyan的音乐会。奇迹没有发生，学校果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于是11月14日，罢工真的开始了。
从authorization vote到真正罢工开始的间隔很短，所以罢工动员并没能充分展开——后来才知道，当初在间隔上，工会组织者之间是有分歧的。有的人甚至主张0间隔，即投票后次日立刻开始罢工，理由是“不给工会妥协时间”。然而动员不充分、罢工参与有限正是日后合同不能让所有人满意的原因。
罢工开始的时候，研究生工会提出的诉求极其高调——54000美元的底薪+基于生活成本的工资调整（COLA）。这相对于加州大学的现行研究生工资，是近150%的增长。我从一开始就明白单靠一次罢工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要谈出点什么的话迟早要妥协，但妥协势必导致工会分裂。博后/研究员工会的工资诉求相对于现行工资增长在20-30%，相对可行得多。
罢工不仅仅是不干活而已。罢工开始后，我们每天都要去办公楼附近的picket line制造噪音制造麻烦，游行抗议。平均每天走20000步。虽然只要参加20个小时的picket shift就可以领到每周400美元的strike pay，但其实走完那么多路，人就已经累趴下了，想做工贼（scab）都有心无力了。所以picket line尽管可能不是最好的干扰学校运行的方式，却可以有效防止偷偷干活。不过这仅限于参与罢工的人员——就我们系而言，有许多人从头到尾并没有真正罢工，picket line也只是象征性地去一两次（参与不足，罢工不够有力，成为后面罢工者分裂的一大原因），有的组罢工期间组会一直正常进行。除了picket shift，每天下午学校还有一个全校性的大型rally。印象深刻的是11月15日的朋克音乐会，和11月21日的变态PI诉苦大会。
罢工第二周和第三周中间的那个周末，也就是感恩节周末，国内出现了惊人的抗议潮。那几天我天天睡不着觉。于是第三周除了参与罢工，也参加了几次学校的中国人的纪念/抗议活动。
说起来，本次罢工，大陆人似乎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平行宇宙（主要存在于微信上），而在更多人出没的英文空间，事实上是相对缺乏大陆人的声音的，比如我校的signal discourse群里从头到尾好像就两个大陆人比较活跃，和大陆人将近25%的比例并不相称。campus OC/statewide OC大陆人的影响也和人口不匹配。谈判代表里已经是一个大陆人都没有——平行宇宙显然不利于改变这种情况。我认为参与决策过程不足是州外学费等议题没有得到更高优先级处理的根本原因之一。微信不但是一个平行宇宙，而且因为审查，许多话都不能在微信上说，我在的群的组织者甚至暗示，发言过于不符合党国爱好的人可能会给大陆罢工者带来麻烦，会被踢出去。
罢工第三周，随着研究生谈判团队降低薪资要求，罢工者开始发生分裂。对谈判进展十分不满意的人（主要来自人文学科）脱离了大部队，开始以rank & file 自居（我认为这个说法不make sense，因为难道别的普通罢工者就不是rank & file了吗？）。文理科的分裂似乎是一开始就注定的。人文学科靠教课赚钱，理工科靠在实验室干活赚钱；人文学科的人不教课不改作业不登分，并不会影响自己的研究，而理工科的人不干活，却是要付出实打实的个人职业发展方面的代价。另外，人文学科大多就业艰难，对在校期间的钱十分在意；理工科就业前景相对好一些，对在校期间的钱的饥渴程度相对低。总之对合同不满的比例，在各个分校大抵都是人文学科>社科>理工科。
第三周，工会加强了disruption的行动。这周周五，到board of regents的chair Richard Leib的家门口抗议。在确定目标住址的过程中，人肉stalker网站终于派上了用场——目标们虽然一个个腰缠万贯，但是似乎并没有从这类网站opt out的意识。这周的周二，博后和研究员的合同达成了Tentative Agreement，即将进入投票。
第四周，继续disruption。周一，占领了Executive Vice Chancellor的办公室。周三，到board of trustees的成员、高通公司创始人的儿子Gary Jacobs的豪宅抗议（比尔盖茨的豪宅也在同一条街上。住在附近的人早就对有人上门抗议见怪不怪，还问“今天你们是来抗议谁的？”）。周五，博后新合同和研究员 新合同的ratification投票以高同意率通过（不过许多人仍然继续支持研究生的罢工活动）。同一天，加州大学和研究生工会同意进入自愿调解流程。
第五周，周一，萨克拉门托市市长Darrell Steinberg被选为调解员。周三，加州大学的regents meeting（在大罢工的关头，会议的主题竟然不是罢工，而是讨论UCLA加入Big 10体育联盟的事宜）在UCLA举行，南加州的各个校区都派人到现场参加。那天我也去了UCLA半日游，作为外国人我们就在外面游行示威，工会还有人进入会场内部直接干扰会议。周五的时候，调解取得了重大进展，研究生谈判团队经过投票，就调解出来的新合同达成了Tentative Agreement，并宣布下一周进行ratification投票。因为工资合同在ratification后90天后开始实行，如果在新年到来前完成投票，就可以在春季quarter开始涨工资。然而这个时间点也是十分尴尬的，因为此时学期已经结束，临近圣诞节，许多人都已经不在学校，如何组织投票成了大难题。如果投票通过，这次罢工就彻底结束；如果投票通不过，则会在下学期继续罢工，并有一定陷入谈判僵局的可能。第四周的周末和第五周，打算下个学期继续罢工的人开始讨论长期罢工的可能性——然而讨论来讨论去，对于researcher，也只能想到不受法律保护的partial strike。
第六周，最后两个合同的投票周。YES派（以理工科为主）和NO派（以文科为主）展开巷战。双方在社交媒体上展开大战，现实中也出现了撕海报的现象。我作为YES派参与了YES派的campaign（打电话，发短信，发邮件什么的），也拉了不少仇恨，受到许多人身攻击（主要在微信上，我们这里的中国人微信群事实上最后只有一种声音，许多人因为不想被攻击所以不吭声；此外还因为发表不同意见被踢出了discord；在signal群组里被purge；这些不包容让我很失望）。NO派有一些缺乏证据的阴谋论（比如认为工会腐败收了加州大学的钱，YES campaign是PR公司搞的 etc），并且目标（长期罢工的目标的底线是什么？）和长远计划（怎样动员后续罢工？researcher怎样罢工才是可持续的？）不明，到最后发展成了self-busting（“投NO就行了！不用罢工！”）。我认为组织NO投票的人并没有真正做好组织长期罢工的准备，继续下去大概率会一地鸡毛，这是我觉得投YES更可行的主要原因。有的投NO的人指责投YES的人来自privileged家庭背景不知人间疾苦，然而这忽略了许多不愿意长期罢工的人正是迫切缺钱才这样选择，而且根据社科研究，美国学人文艺术的小孩统计学上来自更富裕的家庭。
最终两个合同分别以62%和68%通过，罢工结束。新合同的长度是两年半，这意味着两年半后可能再次罢工。有意思的是最后各个分校投NO的比例和当地的生活成本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比如生活成本最低、远低于其它各分校的UC Merced在两个合同上投NO的比例都在四分之三左右，远高于大多数分校。这似乎意味着投YES或NO并不主要基于经济现实的决定，而可能和local organizer的意识形态有更大关系。
罢工期间，学校并没有立刻扣工资，直到次年开学后，劳动关系部门才发来attestation form，作为扣工资的依据。有人拒绝填写。我倒是从罢工开始就做好了罢工期间没收入的最坏打算。我不知道如果校方提前明确“你有权罢工我有权不发钱”这件事，整个罢工的dynamics会有怎样的变化？
后续：SRU并入2865；合同履行仍需斗争；涌现了一批对罢工学生进行报复的变态教授…
一些想法
这次罢工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尽管在罢工叙事里，UC被指为造成我们生活困境的罪魁祸首，我们面对的生活成本高企问题，在美国，却绝不仅是UC造成的。
比如，罢工的诉求之一，是要求学校增加育儿补贴。美国是唯一没有国家性带薪产假、育儿补贴的发达国家。这些责任，本来就不应该主要由雇主承担，而是应该由政府出面解决。我们把力气用在雇主上，可能反而固化了这种不合理的安排。
比如，罢工结束后不久，我所在的城市的电力公司再次涨价。我们这里的电价是美国平均电价的好几倍，比加州平均水平也高不少，每次看到电费单心脏病都要犯了。与其让学校涨工资match发指的电价，我更愿意去抗议电力公司。
比如，房租的问题。众所周知，湾区tech公司的高工资并没有解决湾区住房的affordability问题——房价和租金也随着平均收入增加而水涨船高了。住房的供给问题没有解决，靠涨工资是无法长久解决住不起的问题的。
UC无论如何发指，也只是崩坏的美国社会的冰山一角。怎样才能根本性地改变这个社会，而不仅满足于 生活成本上涨-涨工资的 治标不治本通胀循环，可能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