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apter 2 Heteronomy and Its Discontents
新疆的治理体系不符合国际法专家提出的五个自治标准中的任何一个。名为自治，实为异治。
号召内地汉族移民：表面上的说法都是“开发边疆”。实际：马大正挑明了移民本身就是目的。北约在科索沃行动后，大公报上也有文章毫不掩饰地说为了防止西藏和新疆变成科索沃，要加大汉族移民力度，改变人口比例。
作者接触的维吾尔人谴责计划生育政策：一，是异族强加的；二，基于宗教理由，没人有权管别人生几个；第三，“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是为了保护新疆环境”的理由站不住脚，因为如果没有让那么多汉人移民新疆，环境压力会小得多。
生产建设兵团：一开始说是为了抵御外国侵略。但从部署方式和人员组成（基本都是汉人）看，搞兵团从一开始首要目的就是对付维吾尔人。巨大的讽刺：生产建设兵团是整个新疆最“自治”的组织。中央政府倚靠兵团超过新疆政府。
以夷制夷：新疆政府里其它少数民族官员的比例高于所占人口比例，遏制维吾尔人。
Uyghurs and other non-Hans in reg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 are frequently called on to announce the party’s unpopular policies, all but guaranteeing that those officials will not develop a local power base and blunting the criticism that Hans alone rule the region.
非汉族官员在最基层较多，越往上比例越小。要职几乎全都是汉族担任。
苏联人还稍微厚道点，各自治共和国总是让少数民族做第一把手，俄罗斯人做第二把手。中国的自治区们则万年都是汉人做党委书记。2000年时，新疆所有县级市级区级党委书记都是汉人。2006年时仍然如此。
新疆党员里非汉族比例远低于非汉族人口比例。
五十年代时，分裂分子的组成主要是国民党追随者，前官员，ETR军人；九十年代，分裂分子里有大批前共产党员。
一位锡伯族官员和作者表示：烦透了官方宣传，说美国人搞种族歧视，中国机会平等。美国，黑人还能做国防部长，商务部长，最高法院法官。中国哪有少数民族做到那么高的？
中苏交恶后，苏联人曾经撰文谴责中国的“区域自治”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说剥夺了少数民族的自决权，是阉割的自治。
中国政府内部也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多年来形势没什么本质变化。主流意见仍是：不能惯着少数民族，胡耀邦的宽容政策让少数民族胃口变大。马大正说八十年代提出要把少数民族官员比例提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少数民族人士是要搞分裂。强硬人士对少数民族的自治要求的反应：加大汉族移民力度，进一步降低少数民族官员比例。
马大正甚至说把少数民族官员比例和自治挂钩是错误的，hammering away at a fundamental premise of 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 He also put into words the principle that had governed cadre recruitment over decades but had never previously been stated openly: The government preferred Hans over non-Hans as cadres in Xin-jiang.
部分御用学者还拐弯抹角地提出彻底废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者认为几乎可以肯定，此类观点得到官方支持）。
Chapter 3 Everyday Resistance
2002年努尔买买提·吐尔逊元旦音乐会事件：作者当年夏天做田野时，遇到一个宾馆里的女服务员（并非知识精英），主动和作者提起此事，表达对诗人的支持。诗人的诗能在普通维吾尔人中引起广泛共鸣，可能是官方害怕不已的真正原因（官方称其为“精神恐怖主义”）。
自治区成立后维吾尔人很快就发现中国政府并不真心允许少数民族自治，提出想搞苏联式联邦制，被作为“地方民族主义”批判。这些批判并未让维吾尔人的不满消失，而是让其转入地下。时不时爆发的抗议活动反映出这种不满。尽管公开从来不承认，内部谈话和文件里，官员也承认维吾尔人中存在的广泛不满。王乐泉私下也承认干部在南疆不得民心。
James Scott：提出“Everyday Resistance”。
Intellectuals and farmers, musicians and their fans, joke tellers and cooks, have collaborated in constructing and promulgating heterodox visions of Xinjiang’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y hav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shaping and transmitting Uyghur nationalism, and in that way they have affected the trajectory of politics in Xinjiang. 一方面维吾尔人的无声抵抗对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影响甚微；另一方面加强了维吾尔人的认同和不被同化的决心。
新疆社科院搞的对资源开发利用态度的调查：social scientists employed by the state felt bound to inculcate proper ideas rather than impartially report opinions.
八十年代时维吾尔人曾有相对的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到九十年代政治空间再次紧缩。2002年政府发布的文件里把“表达不满”列为分裂思想的表现，将其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九十年代以来，维吾尔人和汉人没什么紧密联系，没什么感情，缺乏共同认同的迹象随处可见，与“民族团结”的口号对比鲜明。 很多维吾尔人不信任汉人，讨厌汉人，更别提“融合”了。不承认属于“中华民族”。认为“中华民族”主要就是汉族，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什么的，和维吾尔人无关。
知识分子私下有时候会谈论独立之类的敏感话题。有大学生因为畅想独立的私人通信被人看见举报坐牢八年。
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很多维吾尔人认为英国不会把香港拱手还给中国。有流言说要趁乱武装起义。当时作者接触到的一位面包师傅经常兴奋地和作者说新疆马上就要独立了，一位宾馆客人和作者说维吾尔人会得到真主的帮助，一群出租车司机和作者预测七月新疆就能独立，一群警察谈论流言，表示希望其是真的。五月时一位电视台记者私下和作者说，“所有的维吾尔人都想要独立，只是大部分人不敢承认”。结果香港无事回归，很多维吾尔人都很失望。
私下里，一位维吾尔知识分子对作者表示，喜欢美国批评中国人权问题，一批评就改善；一位农村干部和作者说，维吾尔人没有自由，寄希望于美国。几年后北约在科索沃的干预也让一些人产生新希望。不过911后，美国把ETIM列为恐怖组织，让很多人失望。
Herbert Yee的调查：concluded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Uyghurs and Hans were tense and that Uyghurs identified very strongly with their group and with the territory of the XUAR.
八九十年代流行歌曲用隐喻表达不满：In language that was necessarily vague and allegorical, these singers described a life of suffering and confinement. 后来审查收紧，很多歌被禁。一开始被禁歌曲仍在婚礼等场合流行，后来也不准在婚礼上唱。
二十一世纪初当局开始要求所有专业歌手必须事先提交歌词接受审查。有时候审查者会令作者把负面内容改成正面的，比如把冬天改成春天。音乐会曲目也要事先审查，防止“过于负能量”。
文学禁书：Zordun Sabir的Ana yurt三部曲，写的40年代国民党统治，但读者认为影射当下。
Nurmuhämmät Yasin 2004年在喀什文学上发表寓言故事《野鸽子》，被以分裂罪判刑十年，编辑被判刑三年。
2002年世界杯，中国0比3负于土耳其。据作者了解，当时很多维吾尔人给土耳其队加油。据说有师范大学学生因此被逮捕。
九十年代时收听国外广播很普遍。本地人经常给RFA打电话报告情况。（后来政府试图用呼死你打爆RFA热线）。政府重金采购jamming设备干扰无线通信。
In sum, everyday resistance has availed Uyghurs little in moderating Chinese policies, and there is scant evidence that it has improved the material lot of indi- vidual Uyghurs. What the various forms of resistance have done is strengthen and keep in circulation the ideas that Uyghurs are fundamentally distinct from Hans, that they are not part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constitute a nation unto them- selves, and that they would be best suited by another political order.
Chapter 4 Collective Action and Violence
建国后五十年里新疆一直动荡不断，但是直到九十年代，官方媒体才开始进行公开报道，外界才了解到新疆不稳定的局势。
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的各种民众抗议活动主要是经济性的，对准的目标往往是特定单位或者官员。新疆和西藏的抗议活动大部分都不是经济性的（内蒙古因为绝大部分人口都是汉人，经济也接近汉地，所以抗议活动的模式也接近内地），而是对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胡耀邦下台之后，政府对新疆的抗议活动基本没任何容忍之心，一切抗议活动都被解释为有分裂目的。
八十年代时新疆的大规模抗议多是和平的，九十年代小规模的武装暴动开始增加。抗议方式暴力化的原因之一是八十年代末期政府开始严厉镇压街头示威活动（背景：六四）。
九十年代时，新疆官员通常压制关于局势不稳的消息，有时甚至否认出事。911之后，面临压制消息（以免吓跑投资者）和夸大情况（以要到更多经费，获取国际同情）两种矛盾选择。中国媒体的实际选择：夸大抗议数量、把分裂人士统统描绘成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
据作者统计，二十一世纪初期内地群体性抗议事件大幅增加的同时，新疆却变得越来越安静。作者指出，中国官方公布的“东突恐怖主义活动”相关统计十分随意，比如前后数次公布的，1992-2001的伤亡数字，1990-2001的伤亡数字，1995-2005伤亡数字，1996-2006伤亡数字，竟然全都一样。官方统计把烧庄稼，袭击家畜，抢劫之类的事件都算在暴力恐怖活动里，这些到底是一般刑事案件还是暴力恐怖活动，是成疑问的。官方统计里对各事件的来龙去脉语焉不详，算到“全球伊斯兰恐怖主义活动”中的许多事件可能都是针对本地治理问题的。
作者认为大型抗议活动反映出广泛存在于维吾尔人中的不满。但是信息匮乏让外界第三方独立细究单个事件十分困难。官方和维吾尔政治组织都对事实添油加醋以适应自己目的。
官方从不谈维吾尔抗议者提出的具体要求，把所有抗议（如反对计划生育）都描述成主要目的是闹独立或者要赶走汉人。官方在报道新疆的各种不安定事件时，担心若给人留下“到处都在抗议”的印象，会给更多维吾尔人以参与抗争的信心。官方报道为了避免让人解读出“新疆维吾尔人中存在广泛不满”的信息，喜欢夸大抗议的有组织性（“幕后黑手指挥”），淡化其自发性，强调宗教性，强调参与抗议者“愚昧无知”。作者指出尽管很多抗议有宗教元素或者涉及宗教议题，并不能将其简化为“宗教性抗议”，或者视其为“穆斯林极端主义”的表现。宗教常是表达不满的载体，宗教自由受限常被作为其它各种自由受限的象征。「Viewed from a distance, the Xinjiang government’s multipronged attack on religiosity was clearly intended to eliminate both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meaning and a space for organization.」
改革开放初期新疆的大型抗议往往是特定具体事件触发，然后迅速发展。这些抗议发展的速度之快，参与者之广，反映出维吾尔民众对中国统治新疆的不满很深，一触即发。八十年代后期乌鲁木齐的三次大型抗议，均由具体近期事件触发，但示威者表达的不满不仅限具体事件，还指向自治制度，核试验，汉族移民，计划生育政策，民族歧视等其它议题。
九十年代前所未有的两场大型抗议事件：巴仁乡事件 和伊宁事件 （简体中文wiki基本照搬中国政府官方立场，看参考资料来源）。九十年代时官方把巴仁乡，和田，伊宁的暴动事件描述成“分裂分子组织策划”。到了911后，就改口说是“恐怖分子组织策划”。
巴仁乡事件结束了八十年代短暂的宽松民族宗教政策，开启了高压的新时期。事件后一个月自治区人大通过了新的严格管控游行示威的法规。
关于伊宁事件的大陆资料里没有一个解释事件半年前的“8.14非法游行”（非暴力性）的发生原因（mäšräp被禁，组织足球联赛受阻，军队直接把足球场占了）。2月4日警方突袭清真寺和私人住宅逮捕大批人员，次日事件发生，始于和平示威，和军警对峙后暴乱化。军警向示威者开枪。事件发生后伊宁公安部门一开始否认出事，说什么都没发生。
作者统计，从1980年到1997年，政府只有四次响应了抗议者的要求：落实知青政策；处理《性风俗》事件；安抚患辐射病铀矿工人；结束罗布泊核试验（主要是为了占领arms control外交高地而不是对维吾尔人的抗议作出反应）。对于其他所有抗议，要么不理，要么变本加厉加强压迫。
政府遏制抗议组织形成的策略：杀鸡儆猴。研究者发现很多心存不满的维吾尔人都等着别人来带头组织抗议，表示“如果发生抗议，自己肯定参加”。
中国学者描述新疆的抗议事件时喜爱采用“一小撮坏人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叙事，避免暗示大批维吾尔人对政府心存不满。政府对维吾尔人表达不满零容忍（无论不满出于何种动机）。任何公开表达，哪怕metaphorical的或者ironical的，都被等同于“分裂主义思想”。911之后“分裂主义”则几乎被等同于“恐怖主义”。
1996年到2004年，“严打”越来越严，而抓人的法律程序要求越来越松。一开始时，中央政府担心会引起国际批评，后来发现没人批评，越来越大胆。马大正得意洋洋地指出1996-1998年间美国和西方媒体没有干扰新疆严打。911后严打更加高压。2002年的采访中，维吾尔受访者称“害怕警察甚于害怕恐怖分子”。
官方统计，2008年（奥运年）前11个月，新疆有1300人因“威胁国家安全”被捕。2007年全国因此抓了742人，其中新疆人占一半。
二十一世纪初新疆抗议事件的大幅减少不是因为当地人满意了，主要是政府的严酷镇压政策（国内镇压，以及联合中亚国家收拾海外的维吾尔政治组织）起了效果。还有一个因素是国际环境的改变。911之后对antistate actor的国际支持消失，几年前还能赢得国际同情的，如今都成了恐怖分子。
Chapter 5 Uyghur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911后，中国政府试图把新疆所有的武装反抗活动都算作恐怖主义活动，并且想方设法将其和拉登扯上关系。试图将各地各类暴力事件都描述为有统一策划指挥的、联系紧密的事件。
中国政府说服美国政府和UN把没什么人听说过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ern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加入恐怖组织名单。希望美国政府禁掉所有威胁中国对新疆统治的维吾尔组织。由于Eastern Turkestan Independence Movement的缩写也是ETIM，很多人认为整个维吾尔民族主义运动都被禁了。
中国官员和维吾尔活动家都喜欢夸大跨国维吾尔人组织对新疆的日常政治的影响力。很难确定暴力事件的实际赞助者：一方面，实际赞助者可能不想惹麻烦，只做事不出名，另一方面，想出名的则有谎称暴力事件是自己所为的动机。没有第三方能够独立证明政府指控和跨国组织claim的真假。
跨国维吾尔组织从未成功把中国政府拉到谈判桌上过。原因之一是海外维吾尔政治活动的中心数次改变。九十年代初从土耳其转移到中亚。九十年代末从中亚转移到发达国家。
1949年以前新疆的主要政治人物，Muhämmäd Imin Bughra和Isa Yusuf Alptekin，在PLA进入新疆后，和两千名难民跑到土耳其。
Alptekin一到土耳其，就试图把他的诉求和当时横扫亚非的去殖民化运动联系在一起。1955年参加了“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的万隆会议。还试图寻求国际伊斯兰组织的支持，一些会议上通过关于“Turkestan”的系列决议。六七十年代时和达赖见面，1985年成立”Allied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of Eastern Turkestan, Inner Mongolia, and Tibet”。七十年代寻求UN支持无果。Alptekin得到土耳其政府的支持，和Süleyman Demirel，Turgut Özal等总理关系都比较近。
Imin和Alptekin的发言和提的要求都比较温和，至少对外表示接受自治而不一定要独立。据说1972年苏联曾提出提供军事支持，被Alptekin回绝。
尽管Alptekin到处寻求同情和支持，他的活动对当时的中国政府几乎没什么影响。原因之一是当时中国在国际上政治经济都孤立，外界缺乏leverage，很难影响中国。中国六十年代的形象是亚非反殖民斗争的领导者，这也给Alptekin把中国描绘成殖民者造成困难。
苏联解体后，1992年在伊斯坦布尔成立“Eastern Turkestan World National Congress”，寄希望于中亚国家协力。结果资金匮乏，分歧严重。
海外维吾尔人中出现了jihad的倡议，有人提议效仿车臣。但类似声音没什么影响力。
1998年，在土耳其政府的象征性支持下，在伊斯坦布尔成立“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选举一在土耳其内阁任职的维吾尔人做领导。颇有流亡政府之势，但同样面临严重内部分歧。
1962年中苏交恶后，数万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逃亡哈萨克斯坦。在哈萨克斯坦的部分维吾尔人直接向莫斯科请求支援，希望苏联帮助新疆独立。此举激怒了当时的哈萨克斯坦领导人。不过不久莫斯科就指示哈萨克斯坦给维吾尔人提供帮助。但这只是把维吾尔人当外交筹码，并非真的支持。
苏联在中亚成立维吾尔语电台，经常鼓吹苏联的titular共和国的好处，强调苏联正在帮助维吾尔人，号召维吾尔人行使民族自决权。可能有不少少数民族听了广播后真的产生新疆马上就能独立的希望。
1979年Yusupbäk Mukhlisi创立报纸“东突厥斯坦之声”，在苏联支持下，在中亚，南亚还有欧美国家传播。但苏联也是只将其视为外交工具，苏联开始和中国进行边境谈判后，很快就悄悄把这个报纸停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部分维吾尔人又寄希望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应，和中国签了互不干涉内政的协定，无法帮忙。
苏联解体后很快在哈萨克斯坦成立Uyghurst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ULO)和Eastern Turke- stan United National Revolutionary Front (ETUNRF)。
ULO：由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者之一Hashir Wahidi领导，主要工作是宣传。ETUNRF：由Yusupbäk Mukhlisi领导。此人喜欢夸张吹嘘自己在组织策划武装斗争，号称对暴力抗争负责，实际也是主要搞搞宣传。习惯性编故事，但却被不少记者当成可信的消息源。1997年伊宁事件后，ULO、ETUNRF和UAK（Uyghur Association of Kazakhstan）合并，试图寻求美国支持。
苏联解体后不久，中国就试图用金钱收买中亚国家，要求其保证不帮助维吾尔分离人士、协助镇压。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主要针对维吾尔问题。从1996年开始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开始对维吾尔人组织施压，警告不能容忍维吾尔人寻求自决，关闭维吾尔人办的报纸，关闭维吾尔人的政治组织。
维吾尔人曾经寄希望于中亚国家的”兄弟情”，但一厢情愿。中亚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对维吾尔人并不友好，视其为外来alien，排挤之。
中亚国家没戏，于是转移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不会随便把维吾尔人的组织关了，也更有拒绝中国要求的底气。但同时，在不喜政治暴力的发达国家很难谈论武装斗争。
试图在慕尼黑创立代表全世界维吾尔人的national congress，但是分歧重重。欧洲的维吾尔人希望只使用非暴力手段，中亚的维吾尔人则认为必须暴力斗争。名字也起不下，起了个“Eastern Turkestan (Uyghurstan) National Congress”。叫Eastern Turkestan还是Uyghurstan涉及到独立后的国家的vision。
维吾尔活动人士喜欢在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开大会，如欧洲议会。试图以此增加legitimacy。中国政府向欧盟抗议，试图把维吾尔活动人士说成是恐怖分子，没用。国新办于是搞出白皮书，把维吾尔活动人士和拉登、塔利班扯到一起。公安部发布文件试图把World Uyghur Youth Congress 和Eastern Turkestan Infor- mation Center等组织列为恐怖分子。中国媒体号称得到国际支持，其实除了中亚国家，没有别的国家把这些组织加入观察列表。
2004年，ET(U)NC和World Uyghur Youth Congres在慕尼黑开会，成立World Uyghur Congress (WUC)。公安部又称其为“危险的东突恐怖分子”，称其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德国警方调查后并不信服，大会如期举行。WUC内部分歧相对少而共识相对多。
几个月后，又有一群人在华盛顿成立“Eastern Turkestan Government in Exile” (ETGIE)。发表声明的地点是美国国会。引起一些维吾尔活动人士不满，因为WUC才成立几个月，太不严肃。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对出现两个山头的情况表示满意。有人怀疑ETGIE是中国政府指示下成立的。
WUC则开会，表示如果ETGIE在美国合法注册并取得美国政府承认，就和ETGIE合作。结果美国国务院很快表示并未承认ETGIE。
和部分维吾尔团体以及中国政府宣传的不同，并不存在单一的团结的维吾尔独立运动。维吾尔社群和组织因为目标和策略不同而割裂。不团结，而且缺资源，高度依赖特定国家的支持，但这些国家只是把维吾尔人当棋子，用完就扔，苏联，土耳其，中亚国家，美国，这点都差不多。
海外维吾尔人团体，缺乏政治组织，缺乏军事力量，从未把中国政府拉到谈判桌上，这点使得新疆的冲突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内部武装冲突不同。
中国政府拒绝妥协，坚持妖魔化有不同声音的维吾尔人为“三股势力”。
中国官员偶尔和海外维吾尔人会面，但是国内媒体绝对只字不提。1981年曾在安卡拉和Isa Yusuf Alptekin会面，第二年允许其子回新疆探亲。
维吾尔人的运动缺乏一个像达赖一样的领导者。寄希望于热比娅。小算盘之一是让女性做领导人，有助于打消外人911后对穆斯林组织（有反对女权之名）的疑虑。
然而，即使热比娅真的得诺贝尔奖，她面临的国际环境也远远不如达赖有利。可达赖那么有名，西藏人的诉求也得到诸多国际同情，西藏流亡政府都无法获得中国政府的任何让步。维吾尔人面临的障碍更多，而力量更弱。
武装分裂早就没戏，911后也失去了得到美国提供实质帮助（像在科索沃问题上那样）的可能。中国政府成功把维吾尔活动人士赶出中亚国家，将其活动限制在土耳其。转移到欧美发达国家后，地理上离得更远，渗透更难。墙则阻碍着海外和新疆的信息流通。现在国际上也不流行去殖民化，民族解放那一套了。中国经济军事实力也更强大。反正就是什么都改变不了。
Chapter 6 Conclusion
分裂运动和国家的斗争：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 媒体战，争夺国际同情
国际社会对分裂运动从来都不是慷慨支持。国家和国际组织处理暴力分裂活动的标准操作：首先公开谴责（哪怕有时候实际上秘密支持了此类活动）。极少数情况下，分裂分子真的打出了一片地盘，看上去站稳了，有戏，则一边假装吃惊，“不情愿”地承认新国家，一边警告不要把这个事当先例效仿。In other words, they quietly welcomed the very rare polities that succeeded in separating from existing states through armed struggle but then turned around and denied that armed secessionist struggles had any legitimacy.
九十年代流行国际“人道主义干预”：波斯尼亚，东帝汶，科索沃都是例子。均在干预下成功实现分离。但现在国际气候已变。
虽然联合国承认“民族自决权”，但“民族自决权”和国家主权存在冲突。无限的民族自决下，国际秩序将不复存在。而即使推崇“民族自决”者，也无法避免虚伪和双标，无一例外地对敌友态度不同，对别人和对自己态度不同。曾扛起反殖民大旗的苏联和印度均是如此。七十年代中国政府也曾大力支持东帝汶、安哥拉、巴勒斯坦的独立运动。中国政府也一样，轮到自己的时候，就坚称“我们没有占领其他人民的土地”了。
由于寻求独立者和国家的力量极不对称，所以一般情况下，想要有成功的希望，必须寻求外国帮助。这就给面临地区独立运动的国家以指责“外国干预”的理由。马大正强调要“避免所谓新疆问题的国际化”。
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人花了十多年为中国政府的所有领土claim寻找学术支持（包括大片已经不在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地区）。
不提“民族自决”，提“保护人权”，也受到很多国家的反对。大部分国家因为自己屁股太不干净，没底气指责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
中国政府没法让所有批评新疆政策的外界声音闭嘴，但是基本达成了避免“人道主义干预”的目标。
Epilogue
作者谈七·五事件（发生在作者快写好本书时）：
1.反映出维吾尔人巨大的不满以及明知面临什么后果仍要表达不满的意愿 2.中国政府和维吾尔人对事件的过程描述出入巨大，主要面向国际观众，反映出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的重要性 3.中国政府依然强调幕后黑手指挥，说参与者不明真相，试图否认维吾尔人中存在广泛不满，并把所有参与者描绘成分裂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 4.政府试图垄断对事件的叙事，一方面断网，一方面做出“开放”姿态，请外国记者到乌鲁木齐，但却严格限制记者活动，派人尾随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