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天主教徒与原子弹

因为大島ミチル的高中母校，位于浦上地区的天主教女校 長崎純心女子高等学校 和长崎原子弹爆炸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我一直以来都很感兴趣这个话题。而长崎的天主教徒的历史本来就足够有趣。

最近看了一本讲这个话题的书Dangerous Memory in Nagasaki，是一个有着神学教育背景的澳大利亚学者采访长崎的“語り部”老人们（以天主教徒为主）后写的，还挺好看的，基本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多灾多难的长崎天主教徒

日本有个说法，“怒りの広島 祈りの長崎”，指出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对待原子弹历史遗产的态度十分不同。这种印象，和长崎的天主教历史不无关系。

长崎以城南繁华的港口区闻名，而历史上被歧视的边缘人群，天主徒、部落民，则聚居于城北相对经济落后的浦上地区。长崎原子弹的爆心地就在浦上，距离浦上天主堂只有几百米距离。长崎当时的12000名天主徒中，有8500名死于原子弹爆炸，死伤比例大大高于全长崎的死伤比例（7万余人/26万余人）。与之对比，港口区受损程度相对较低，也更快恢复生产生活。

幕府时期长崎的潜伏基督徒受到的迫害，因为远藤周作的《沉默》及改编的两部同名电影（by 筱田正浩、Martin Scorsese）而为世人所知。最后一次（第四次）大规模迫害发生在幕末/明治初期（1867-1873），长崎天主教徒称之为“浦上四番崩れ”。在这次迫害事件中，浦上三千多名天主教徒被流放到日本各地，大批信徒不堪迫害而弃教。对被爆者中的部分天主徒老人，这次流放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长崎天主教徒有时候会用“浦上五番崩れ”来称呼原子弹爆炸事件，把原子弹爆炸和历史上遭受的迫害联系在一起。历史上多次被用来处决教徒（包括1597年的二十六圣人）的西坂，在原子弹爆炸中再次成为遍布天主徒尸体的地方。

遭受如此大劫，许多长崎天主教徒的信仰都发生了动摇，失去信心，弃教、自杀的都有。信徒们想知道“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浦上燔祭説

长崎医科大学放射科医生永井隆的理论在长崎教徒中影响很大。永井隆是岛根人，在长崎学医时接触到教会，妻子是潜伏基督徒后裔。永井隆曾作为军医参与过侵华战争，从军归来后洗礼入教。由于长期接触X射线，原子弹爆炸前永井隆就得了白血病，预期寿命只剩几年。长崎原爆后，负伤的永井隆积极参与救助被爆者，著书写文，赢得了被爆者的尊敬，被称为“浦上の聖者”，还被海伦凯勒访问过。

永井隆将原子弹爆炸解释为“燔祭”（将被献祭的动物烧成灰献给神），把死者和被爆者视为为人类牺牲的羔羊，而这种牺牲是上帝的旨意（御摂理）。长崎天主徒的殉教是来自上帝的試煉，是在为人类的罪恶赎罪。永井隆的理论被高橋眞司称为“浦上燔祭説”。当时永井隆出于抚慰、鼓励幸存者，以及反击“是天主徒信仰异教惹怒了諏訪神社的神灵降下灾厄”之说(“原爆天罰論”)的需要，这么说也不是不能理解。永井隆的孙子说，永井隆对日本发动战争是持批判立场的，但是他的立场被信徒们误解了。

世界大戦争という人類の罪悪の償いとして日本唯一の聖地浦上が祭壇に屠られ燃やさるべき潔き羔として選ばれた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信仰の自由なき日本に於いて迫害の下四百年殉教の血にまみれつつ信仰を守り通し、戦争中も永遠の平和に対する祈りを朝夕絶やさなかったわが浦上教会こそ神の祭壇に献げられるべき唯一の潔き羔ではなかったでしょうか。この羔の犠牲によって、今後更に戦禍を蒙る筈であった幾千万人の人々が救われたのであります。

– 永井隆于1945年11月23日浦上天主堂合同慰霊祭发表的《原子爆弾合同葬弔辞》（全文）

永井隆的燔祭说对大島ミチル的母校（200余名女学生死于原子弹爆炸）的影响尤其大。不仅被刻在了校内的纪念碑上，还被谱成曲传唱（纯心官网里的《白百合乙女》一曲）。

燔祭の炎の中に歌いつつ 白百合乙女燃えにけるかも

– 永井隆为纯心女子高等学校的原爆受害者写的短歌

麦克阿瑟非常欢迎这样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既不声讨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也不触及美军投放原子弹的罪行，非常和谐。所以尽管美军占领军对关于原子弹杀伤的各类报道执行极严厉的审查（Barefoot Gen中对此有生动描述），永井隆的回忆录却被放行，并成为畅销书。由于占领军的大力宣传加持，永井隆的理论成了长崎原子弹爆炸最有影响力的解释。

永井隆的理论是许多长崎天主教徒长期不对被爆的事情发表看法的一大因素。既然是上帝的安排，凡夫俗子议论又有什么意思呢？除此之外，长崎的天主教徒因为历史上长期被歧视迫害（被指责和境外势力有联系，带来厄运），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远离政治。还有，日本天主教会传统上保守反共，而战后日本最早进行反战、控诉原子弹活动的是日本左翼/共产党。教会为了划清界限，也很少掺合共产党热衷的反对军国主义/反对美军战争罪的活动，永井隆也发表过批评共产党反战活动的言论。于是，长崎原子弹爆炸七十年后，当初受损最大的天主教会却是长崎发表原爆出版物最少的官方组织。长崎的天主教会的原爆出版物甚至还没有广岛的天主教会的多，尽管长崎的天主教徒无论人口占比还是绝对数量都比广岛高。

永井隆的说法受到了曾是其助手、后来成为天主教徒的医生秋月辰一郎的批判。秋月辰一郎认为燔祭说是长崎的核裁军/和平运动不给力的一个原因。长崎诗人山田かん也十分不满，认为永井隆的说法掩盖了原子弹大量虐杀的实质，隐藏了美国的罪恶，造成了被爆者的沉默。纯心学园前理事长、片岡千鶴子则辩护道，永井隆的说法只有在宗教的语境下才有意义，脱离语境的批判是不成立的。

教皇发言带来的改变

没想到1981年教皇保罗二世访问日本时，在广岛发表演说头三句就是“War is the work of man. War is destruction of human life. War is death.“ 从我们不信教的人看来理所当然的结论，却让许多长崎天主教徒如梦初醒——原来长崎原子弹爆炸并不是神的旨意！教皇的发言震动了长崎天主教徒，自此之后，公开讲述被爆经历、参与和平运动的天主教徒渐渐多了起来。教皇的访问对深受燔祭说影响的纯心女子学校的原爆叙事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教皇访问了学校为原爆死难学生的家人开设的养老设施“恵の丘”，鼓励被爆者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恵の丘自此开始收集入住者的原爆证言。

2019年，教皇弗朗西斯访日，在长崎举行的弥撒上，我们可以看到从浦上天主堂的废墟中被找到的”被爆マリア像”。玛丽亚对长崎天主徒有特殊的意义。禁教时期，幕府当局曾经通过让自称弃教者脚踏玛利亚像（踏み絵）的方式来检验其是否真的弃教。许多信徒为了不暴露，偷偷拜起了观音菩萨。抱着童子的观音菩萨（产自中国，郑成功家族曾大量倒卖福建白瓷送子观音到长崎贩卖），在一般人眼里是观音，在潜伏基督徒的心中却是圣母与圣子（マリア観音像）。据说，1865年大浦天主堂的“信徒発見“事件中，来到法国传教士新盖的天主堂的潜伏基督徒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圣母玛利亚的像在哪里？”。原子弹爆炸后，许多长崎天主徒认为玛丽亚和他们一起见证、经历了劫难，玛丽亚和他们一样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穷苦人。有的被爆者甚至从圣母像的受损中看到了和自己身上一样的瘢痕疙瘩。失去母亲的天主教儿童则从玛丽亚上看到自己的母亲。

浦上天主堂废墟为何未能保存

广岛的原爆废墟、著名的原爆穹顶，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反核反战运动的icon，并成为UNESCO世界文化遗产。而长崎却没有留下同样有标志性的建筑遗产。曾经是东亚最大教堂的浦上天主堂的废墟在战后初期曾成为长崎的名片，但却在1959年被拆除，原址上建起了新的浦上天主堂。由教徒捐资一砖一瓦建起来的、1925年建成的浦上天主堂曾被长崎天主徒视为告别四百年被迫害历史的标志。许多教徒无法忍受天主堂的废墟，因为它唤起过多痛苦的回忆，让人泄气。长崎市民希望保留浦上天主堂废墟作为战争受难的纪念碑，但长崎天主徒却更多希望重建天主堂，而且十分不想看到天主堂成为黑色旅游景点。耐人寻味的是，长崎天主徒重建浦上天主堂的资金，主要筹自美国。主教在美国集资后，长崎市长也访问美国，并且一改之前的立场，支持天主教会的重建计划，以至于有一种理论说，一切都是美国人抹除罪证的阴谋。

不过重建的浦上天主堂并没有“忘记”原子弹爆炸。被爆マリア的存在、描绘被炸毁的天主堂废墟的彩色玻璃画，以及保存于和平公园的旧浦上天主堂的一角，都提示着那段历史。

日本青少年介绍浦上天主堂的历史

波兰传教士Maximilian Kolbe因为在奥斯维辛代人受死而被保罗二世封为圣人。鲜为人知的是，他在回到波兰前，曾经在长崎工作，创立了“聖母の騎士修道院”。聖母の騎士战后成为许多原子弹孤儿的庇护所。现在长崎的男子中学、聖母の騎士高等学校，就是从此衍生出来的教会学校。漫画《焼けたロザリオ》就是以受到聖母の騎士救助的儿童为原型的。

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到1995年间担任长崎市长的本島等，是一位祖上是潜伏基督徒的天主教徒。1988年，昭和天皇病重，本島市长因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一时间千夫所指，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后来在1990年遭到右翼刺杀，不过幸存）。本島市长当时收到来自日本各地的支持者的来信，后来精选了三百封集结出版为《長崎市長への七三〇〇通の手紙》。我找不到原书的资源，但是美日混血作者Norma Field记叙昭和天皇驾崩之际日本社会反应的书籍In the Realm of a Dying Emperor的第三部分有选译部分信件，读来还是很让人感动的。